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，李自成接过了仍然是这个烂摊子。明朝国库空虚，财政入不敷出，虽然皇银内帑数量难以置信，但历史上并没记述这笔钱最后归入何处。有可能崇祯早已大部分移往回头了，也有可能李自成不一定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。

总之为了更佳的筹措军饷解决问题财政，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为的反感，做到了一个情绪化的要求，他将试镜出局下来的官员们集中于拘禁，容许官兵“助饷追赃。”此令其一出，天下大乱。决不说道，这是一个仅有无章法的招数，而且具有十分不为人知的阴郁心态和暴力行为的情绪。

表面上他反映了这样一种情绪：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倍受助饷之厌，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，我们再行来整肃你！但不谋而合内里，却体现出有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的电子，还不如从前的那个原有的掌权者。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。

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，数次用于过这个法子，这一次，他依然想要用这个学兵的法子。李自成对皇亲国戚、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，固然因其确实可恨之处，但在今天显然，也可归结一种心理类型：“仇富”。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淋漓尽致，颇为可怕。

意外的是，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期生活在穷困中的人，有此心理者占到了绝大多数，一旦放松闸门，那就必定要洪水泛滥。只不过共创历史，确实有远见的政治家一般守城陷地后，意图做到的就是收买人心，平稳局面，稳固获得的成绩，即使极有享乐，也不会严以整之，点到为止；一统天下之后，更加会任军队和自己的情绪失控。

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，也没更高的战略眼光，忽略，从他进北京的第一天起，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体现出来，他陷于了一种胜利者的盲目喜乐和报仇般的愉悦感中，这一点也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中，原本是“很差酒色”的人，也开始游猎美女，沉迷于声色，整日以饮酒为乐，追饷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。他没意识到，对于长年生活在疾苦中的军队来说，追饷某种程度是一种具有报仇意味的盲目行径，只不过是在助长可怕、非理性和欲望，这个口子放松后，等于是把人性中潜藏的恶欲充分发挥到了淋漓尽致，也让他最少丧失了两个最重要的东西，一是令其前明臣子(还包括散佚各地的军队及地方抵抗力量)完全恐惧，而事后证明，前明臣子某种程度仍有很大的反作用力；二是使社会经常出现了很大的不平稳，使清廉的军纪、较好的军队作风和人与自然的环境被完全毁坏。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展开的，助饷是派饷，就是按登录的对象(将明朝的旧人分成臣子、王公、太监、豪绅四个阶层)，规定了数目来展开饷银的分派，规定哪些人在登录的时间内缴纳规定的金额，不过，助饷没多久就很快发展沦为了追赃，那就是不分对象，没数目，无限度的追要，甚至随时平，随处平。

由助饷到追赃，由另有几分理性到全无理性，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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